第五届常德原创文艺奖获奖作品：
富有学术精神的文学创作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评长篇报告文学《因为信仰》
文/张文刚
报告文学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特点，文体的探索有更大空间。从创作实践看，有些作品较好地融合了新闻性和文学性的内在质素，具有思想和艺术双重的魅力和感染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涌现的一批报告文学如《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神圣忧思录》等，就在新闻性、写实性的风格中融入诗性描写和理性思考，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也有不少极富文体特色的优秀报告文学。著名作家徐怀中倾情书写的战争回忆《底色》，被学者认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其写法融合了小说、散文、通讯、政论等各种文体，具有“跨文本”的特征。李万军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因为信仰——“扶贫楷模”王新法》是一部带有文体创新的作品，这种创新体现在文学写作中渗透的学术精神，即作者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强烈的现实感以及问题意识、扎实的资料准备和思辨眼光与批判精神等。作品客观上呈现出来的学术精神，给“非虚构写作”带来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一、题材的现实性和重要性
作为富有新闻质素的报告文学理当关注现实，勇敢承担“时代书记员”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以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或问题作为题材，从而“阐述新思想、新发现”。这种新闻质素内在契合学术精神。学术需要现实关切，需要具有问题意识和导向意识，需要通过深入研究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案或方向，为学科发展和社会现实服务。当前，我们正处在迈向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脱贫攻坚成为重要的主流话题。政府需要面对，学术需要研究，报告文学需要表现。长篇报告文学《因为信仰》选择的就是扶贫这一重大题材，在其选材的新闻敏感性中体现了可贵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旨趣。
这个题材不仅重大，关乎国计民生，而且还有其特殊性：不是表现我们习见的扶贫模式，那种单位对口、限期完成的扶贫，而是表现一个公安战线的退休干部不远千里从河北省石家庄市自愿来到湖南省石门县薛家村义务扶贫，没有单位指派，没有任务指标，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在其人格力量感召下的扶贫团队，只有全心全意、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这个选材不仅重大，有其特殊性，而且还体现了相当的新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扶贫和技术扶贫，而是在物质扶贫、技术扶贫的同时给予心志和精神方面的扶贫，亦即作品中多次表述的“扶贫先扶志”。有些贫困地区，部分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甚至精神萎靡，自甘其后，等待帮扶。王新法来到薛家村后一再申明：“我是带着思想来的，不是带着私欲来的”；“是来给种子的，不是只给大家送白菜的”。这个“种子”就是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思维，主要体现为因地制宜谋发展、移风易俗树新风的眼光和谋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滋养，尊老爱幼、和谐互助的文明示范，让广大村民自强自立、不扶自富的激励和美好愿景。
不仅如此，在扶贫这个大的题材之下，作者攫取不同的观察点，探测到更多的矿藏和亮点，让题材变得更为厚重和丰盈。具体讲，在“扶贫”的话题之下还涉及许多“子问题”，比如：扶贫与生态保护，扶贫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开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如何为家乡奉献智慧和力量，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干部职工如何反哺农村，扶贫路上如何团结协作共同发展，扶贫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这些“子问题”被题材的现实性以及作者的敏锐思考顺理成章地引出来，又恰到好处地丰富和完善了题材，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也许这些“子问题”只是作为问题提出了，也许在追踪问题时还未及细化和深化，但作者的这种问题意识和现实情怀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如果说以前的报告文学更多地倚重书写对象的新闻性，那么在全媒体时代，这一文体需要作者更多地开掘客体存在潜在的有意味的信息，并且在这种开掘中坚守主体在场。《因为信仰》涉及的这些问题正是客体“潜在的有意味的信息”，因为作者的“主体在场”被捕捉和表达；这种“主体在场”正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所秉持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现实题材以及带出的众多问题，指向一个关键词：信仰。信仰是“文眼”，统摄并照亮所有的章节和材料，由此生成作品的主题思想。顺着“因为信仰”这个句式，结合作品内容解读，主题则豁然于心。在“因为信仰”的逻辑关系里，阅读者可以根据作品提供的信息推演，比如：因为信仰，就能淡忘名利得失、克服艰难困苦全身心投入自己喜爱的事业；因为信仰，就能成就生命的价值和一个共产党人的无悔追求；因为信仰，中华民族就能实现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同时，阅读者还可以基于自身的生活阅历和人生追求，内心深处生成更多的认知和感怀。这也足见作品题旨的时代性、开放性及包容性。
报告文学《因为信仰》的选材及主题思想的凝练升华极为重要。脱贫攻坚和信仰重塑，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切入到时代的重大主题和重要话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脱贫攻坚是实现该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庄严承诺，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没有退路。在这样一场脱贫攻坚战中，需要许许多多像王新法这样的优秀共产党人，需要王新法身上这种矢志不渝的信仰。王新法在扶贫实践中的种种思考和探索，尤其是他“扶贫先扶志”的立意和自我践行给脱贫攻坚带来深刻启迪。由此升华的信仰，既带给脱贫攻坚一种精神标杆作用和不竭动力，又延展为生活的信条和准则。一个人要有信仰，一个共产党人更要有信仰。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人丧失了信仰，迷失了方向。因此，无论是放在具体的脱贫攻坚中考量，还是放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审视，信仰的重建、重塑都是一个极为紧迫且艰巨的任务。报告文学《因为信仰》在追踪扶贫的重大课题中，叩响信仰之问，塑造信仰之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二、演绎的充分性和深刻性
报告文学的纪实性决定了必须通过大量真实的材料演绎作品的题旨。从《因为信仰》的材料、材料运用以及内在层次推进等方面看，整个作品紧紧围绕“扶贫”和“信仰”取舍和安排材料。大量真实感人的第一手材料，有机串连起王新法扶贫的感人事迹和心灵世界，并聚焦到信仰的高度，烘云托月，有力地完成了主题的表达。撇开作品前两章的铺垫材料不说，作为主体部分的第三、四章，亦即表现王新法从来到薛家村扶贫到因劳累过度不幸离世，铺排了一个接一个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分层次交织推进，即把物质援助、技术扶贫和思想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有机地衔接起来，五彩缤纷，相互补充和烘托，不断丰富和拓进主题。如旅游开发、种植烟叶、养蜂、大兴有机茶业、路桥建设、安全饮水工程，以及殡葬改革、红白喜事规约、关爱老年人和下一代，等等，这些材料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可以说许多地区尤其是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大都离不开这些改革项目和着眼点。作者不是浅表地复述故事和机械地运用材料，更不是堆砌或拼凑，而是既带着强烈的情感，又内蕴着敏锐的思维和理性力量。
正如学术文章需要运用多种论证方法，《因为信仰》除用丰富的事件材料表现题旨外，作者还采用其他方法和手段穿插材料，如灵活运用引用、图片和数字等方面的材料。作品大量引用主人公的书信和自评材料、他人的访谈和评价以及党报党刊等媒体主流话语，既把我们引向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感性世界，在那种面对面式的交流中获得贴近感和亲近感，又站在客观公允的角度多方面了解、认识和评价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和人生追求，让我们获得完整的多维度的印象。文中穿插的极富生活气息的图片，使得我们在文字的指引下身临其境，满足一种在场的真实感和体验感。不用说，数字的适时运用，以少概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这些形象生动的材料在服从题材、解答问题的同时，又能草蛇灰线、恰到好处地辐射到题旨或观点上来，即指向信仰的星空和精神高地，体现出作品的深刻性。一部2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聚焦点，或者所有的材料不能很好地指向这样一个中心，将是一盘散沙，或者材料之间首尾不能相顾，也必将陷入有肉无骨、有骨无魂的浅薄和尴尬。在该作品中，作者不仅用众多材料形象地阐释了信仰的本质和对人生、社会的重要性，而且还从多方面贴近、揭示和印证崇高信仰的独特魅力和内在光辉。在王新法身上，坚定的信仰是始终如一的，不论是火热的军旅生涯，还是人生转入低谷，或者脱贫攻坚遭遇千难万险，地位可以变，身份可以变，环境可以变，但信仰不变。这个信仰，就是一腔热血为祖国奉献青春的豪气，一身刚正克己奉公渴望正义公平的胆气，一心为民不畏艰难险阻的凌云志气；就是一个普通人的道德良心和操守，一个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品质，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宗旨和信仰的坚守与践行；就是高尚的理想、永无止境的追求和义无反顾的行进。当然作者笔下的王新法并不是信仰的符号化象征，而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有着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人，作者有时把人物放在情感和理性的天平上塑造，揭示其微妙乃至复杂的心理活动，用感性材料和生动的细节还原其作为人的普通的一面、有血有肉的一面，避免了英雄的神化和虚化。
这种信仰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孤立的。作品用事实证明：信仰的火炬一直代代相传、彼此映照，跨越时空而不灭。作品描写王新法初到薛家村走访调查时了 解到，当年贺龙和他的堂弟贺锦斋等在湘西北一带充满传奇性的革命活动，68位烈士为营救革命战友不敌反动势力舍身跳崖壮烈牺牲，这些史事和传闻的穿插表面上看起来是揭示薛家村及周边地区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革命传统，深层的含义是诠释这种信仰的火种穿越时空，永续延绵。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地处偏野，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信仰如长河之浪花、夜空之星辰，奔流激荡，璨然不熄。包括文中描写的当年下放到薛家村的一对医生夫妻，如何奉献宝贵的青春和医疗技术，回城后又一直惦记乡村生活、眷眷于乡情，都是为了突出信仰的力量和可贵。这些为信仰而活着和舍生忘死的人都是民族的脊梁。如是，王新法心中的信仰就可纳入更大的精神谱系，是夜空中一颗耀眼的星辰，是交响乐中悦耳的音符和章节。
这种思想的深刻性来自于作家对现实及问题的认识深度，虽然有时也有较多的主观流露，给人满溢之感，但总体来说，是通过对人物故事的叙述和对事件的安排呈现出来的。作为报告文学，无疑要通过形象的刻画、事件的铺叙和文学化的手段来揭示主旨。“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文学创作，好的作品大多是那些有着含蓄的、隐喻的作品，那些有着多种意味与多义多解的作品，而不是那些承担了权利责任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因为信仰》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三、结构的严谨性和文学性
《因为信仰》暗合学术文章的结构特点。一般来说，学术文章有前言、结语和主体部分。该作品的“序曲”和“尾声”相当于学术文章的“前言”和“结语”，中间的四章是主体。主体内容从形式结构看，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叙述，让读者了解王新法完整的人生经历；从情感结构看，按照“起—伏—起—扬”的内在线索安排材料，给读者一种心理期待和情感震撼；从逻辑结构看，按照先铺叙再直接叙述的方式推进，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主人公的人生追求和高尚情操。具体就逻辑结构来说，即第一、二章是铺叙，围绕信仰这个关键词探访和叙述主人公的军旅生活和转业到地方后蒙冤维权的艰难历程，直到平反昭雪恢复工作前往千里之外的薛家村扶贫帮困，进入直接叙述。尽管铺叙部分占到作品的三分之一强，显得篇幅过长，但并未离题；不仅没有离题，而且为开掘、升华题旨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第一、二章的铺叙，回避主人公人生的大起大落和传奇性，回避特定历史阶段带给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作品直接从主人公来到薛家村扶贫写起，就显得平铺直叙、平淡无奇，就不能看到其完整的人生经历和心理历程，就难以领会信仰背后的那份执着和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那份喜悦与感动。另外，王新法在蒙冤期间主动助学、帮困的善举为后来到薛家村扶贫奠定了基础，既体现人物的信仰是发自内心、一以贯之的，又在结构上起到渐进的作用，把扶贫的主题推向深入，使得后面王新法南下扶贫的决定和举动不显得突兀，有水到渠成之感。这些都显示出一种严谨的写作风格。
作为报告文学，《因为信仰》在结构安排上又自然体现出一种文学性。从文学的角度看，“序曲”写王新法的葬礼，直接把感情推向高潮，就结构而言，这是一种倒叙的手法，也是文学常用的手法。不仅整个作品采用了这种倒叙手法，而且一些章节里面也常采用倒叙或插叙，有意打乱叙述节奏。不过要指出的是，因涉及许多访谈对象，有时叙述身份的转换不是很清晰。就作品整个章节的安排看，也大体符合文学结构中的起承转合，以军旅生活“起”，以转业到公安系统“承”，以蒙冤受屈“转”，以扶贫帮困“合”，且重心在“合”这一部分。这种结构安排，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期待。为让作品浑然一体，增添更多的文学气息和诗意，整部作品用诗词作为章节之间的衔接和过渡，虽然有些诗词的添加略显生硬，和上下文风格不太协调，影响情感的表达，但从整体的结构艺术看，还是可取的。
作者还借助文学的审美表现，在有序的叙述推进中，通过悬念、伏笔、照应、转折、回叙乃至玄幻等艺术手法，把作品深层次的情感结构经营得波澜起伏、峰回路转。从“序曲”进入正题之后，作品首先表现王新法的军旅生涯，用一连串具有军旅特色的材料多方面呈现主人公的优秀品质，如毅力顽强、敢于创新、重情重义、善解人意、 谦虚好学等等，这一切均源自而又指向其崇高的信仰。这样一位久经锻炼的优秀军人，按理说转业到地方后会一帆风顺、大展宏图，可是出乎意料，在法治还不健全的环境里蒙受冤屈达20多年之久；既已人生受挫也许自暴自弃、一蹶不振，可是主人公依然保持军人的英雄情结和公安干警的忠诚担当，秉笔直书，依法维权，终于迎来命运的转机；既已转机，就当保持平和心态，安享退休生活，可是主人公决定南下扶贫，把平反后得到的64万元赔偿款全部捐献给薛家村；既已捐款扶贫，就应心安理得，打道回府，可主人公决定留下来，长远规划，帮助薛家村从物质条件到技术革新再到精神提升全方位的扶贫；既已精心筹谋，就可按部就班顺势而进，可天有不测风云，主人公因劳累过度突然病逝在扶贫第一线，薛家村高规格地礼葬；既已生命停歇、魂归青山，让时光慢慢平复薛家村人无尽的思念，可新闻媒体接踵而至，主人公的扶贫事迹传遍大江南北，至今温度不减……真是一转再转，柳暗花明，令读者应接不暇。这种内在起伏跌宕的情感结构，使作品在谨严的形式结构和逻辑结构里有着变幻的节奏和动人的美感力量。
四、表达的真实性和思辨性
王新法的故事是一个真实而感人肺腑的故事，如何在报告文学作品中加以真实而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再现，需要作者首先深入生活感知和体认，并化为内心的感动和写作的强烈冲动。作者李万军在公安系统工作，系公安部签约作家，为创作反映王新法光辉事迹的报告文学，深入石门县薛家村，历时近五个月，跑遍了薛家村及周边的山山水水，先后采访四百多人，挖掘丰富的创作素材。为写活王新法的精气神韵，还原出一个有血有肉的王新法，李万军还以薛家村为写作基地，多次前往王新法曾工作过的河北石家庄及北京等地，采访王新法的家人、战友和公安同事以及蒙冤维权时的律师和当事人等，了解到王新法生前许多鲜为人知的血泪故事，将扶贫楷模王新法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渐次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深入生活以及访问调查的过程是收集、整理和提炼材料的过程，是探矿者炼石成金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艰辛的，也是必要的；唯其如此，才可能接近真实、还原真实并转化为艺术真实。“作家对事件进行采访、调查的过程犹如冶炼，写作的过程需要加入辅助材料，最终的产品不应该是矿石，而应是钢铁。”从这个方面讲，报告文学有点像学术论文的写作，需要作者在材料的准备方面付出艰辛劳动，通过提炼、打磨材料并用内在的逻辑关联去接近事物的真相，抵达论题的内核和最真实的部分。正如学术需要创新，需要对材料进行鉴别和价值判断，报告文学也不是简单地罗列材料和客观陈述，需要在写作表达中融入作者的立场、情感和思考，闪烁出智慧和思想的火花。正如李炳银所说，报告文学创作不是真实事件的“搬运工”，从这个房间搬到隔壁房间，而是要融入作家的主观感受，呈现出作家的主观表达。如果没有主观把握，作品只能是呆板僵硬的。作家必须具备选择题材和辨识题材的本领，将其放在大环境下审视。应该说，李万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题材入口，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后，对材料进行了创造性的加工，在运用材料的过程中既有富于学理性的客观呈现，又有带着情感体认的主观表达，同时能将典型人物置放于时代和现实的背景下再现，并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其笔下的真实是具体的、令人信服的真实，是富含生活气息和时代光泽的具有代表性的真实，是融入作者审美情感和文学情怀的艺术真实。
《因为信仰》在真实表达的同时富于思辨性。这种思辨当然不是纯理论的辩证思维，而是一个作家看待事物和世界的辩证眼光和理性思考。作者在大力表现和讴歌王新法的高尚品质和崇高信仰的同时，并未绕开其艰难的人生旅程和曲折经历以及特定时代对其施与的深刻影响，并未回避社会生活中令人触目惊心的种种现象和矛盾。作品第二章“热泪洒盾牌”是最令人痛心、揪心的章节，这一章写王新法从部队转入地方公安系统后，因渴望改变社会治安现状直言上书地方主要领导触怒个别当权者而获罪，从此踏上漫长的申诉维权路，这一事件及过程本身是对当时司法现实的书写。这个章节也可以写得更简略甚或一笔带过，但作者没有这样处理，而是较为完整、细致地记录了事件的起因、曲折过程和最终获得公正对待的结果。这样安排，一方面服从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真实地展示人物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在结构上有起伏回旋之势，带给读者阅读的震撼和期待；更为重要的是，忠实于历史和现实，寄予了作者深沉的忧思和冷峻的批判意识，体现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勇气和胆识，也激发读者关于现实和未来的更多理性思索。我们应当看到，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始终抱有的社会独立精神和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意识，对于社会现实发展的热情和忧患自觉，是这些年来报告文学创作最值得珍惜的内容。但正如有的学者撰文指出的，近年来社会问题报告锐减、报告文学介入生活的能力明显削弱，“报告文学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对问题的大胆揭露、对现实的勇敢批判与担当，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创作屡屡引起社会轰动的重要因素；而新世纪报告文学写作的战斗性、批判性逐渐丧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报告文学大胆参与生活尤其是现实问题的能力缺失”。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李万军的《因为信仰》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就显得尤为难得。更为可贵的是，在揭示问题的背后所蕴含的对司法改革的热切渴望，正是当下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这种思辨性还体现在，即使揭示问题、批判现实也并未走向偏激，而是把握适度，善于发掘生活中的光明和温暖来减轻和冲淡伤痛带给人的压抑。比如维权路上一些好心人给予的理解和热心帮助，案件再审过程中体现出的正义之光，种种来自身边和民间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希望和对未来的信心。这种思辨和批判精神也正是学术所必需的品格。
本文把长篇报告文学《因为信仰》放在学术和文学的双重视角中考量，并非倡导报告文学的学术化写作，旨在强调作为带有新闻性的“非虚构文学”，应该在注重文学性的同时用一种学术态度、学术眼光和学术精神来对待写作。当下的文学创作非常活跃，涌现出许多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优秀文学作品，但也应该看到，不少人闭门造车，不深入生活，不调查研究，不是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创作，有些作家，“人是下去了，但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并没有带着心，并没有动真情”。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倡文学写作的学术精神显得很有必要。可以说，李万军的报告文学写作实践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原载《武陵学刊》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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